「 好移居 、 壞移居 」 的政治幻術

sameway.com.au · Feb 24, 2026 · Collected from GDELT

Full Article

其中一份在蘇珊．蕾（Sussan Ley）擔任領袖期間提出、曾引起廣泛關注的政策建議，更主張禁止持有中東及非洲37個國家國籍的人移居澳洲。就連前移民部長Peter Scarr亦公開表示「對此感到憂慮」。 面對此爭議，泰勒不但沒有反省現時移民和其他政策之不足，反而提出所謂「好移民、壞移民」的說法, 為收緊移民、把他們視為社會問題替罪羔羊的政策方向。這不禁令人擔心 — 澳洲這個一向自稱包容、多元文化的國家，會否有一天走到像今天美國特朗普所主張驅逐已定居移民的地步呢？ 移民移居澳洲之根 很多年過三十的澳洲本地出生人士都會都會說澳洲本來都是白人居住，不同國籍的移民只是後來政府才考慮到的群體。但是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是真實。 首先，澳洲本身的社會結構是建基在歷代移居到這片本來是屬於原住民族居住的大陸之上。雖然學校內教導的是英國在1788至1868年期間將囚犯送到澳洲作為懲罰和流放, 開始了現代澳洲社會，但在歷史學上，戰後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移民多不勝數。例如在1950年代，大批義大利移民在政府資助下來澳定居。希臘、德國、荷蘭、克羅埃西亞等移民則填補戰後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的人手需求，同時在飲食、音樂、宗教和社區文化上留下深遠影響。因此，澳洲社會的基礎起點, 便有著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而亞洲人在初期就有來到澳洲定居。 其次就是回朔到原住民族的問題。 當年白人移民踏足這片土地，本身已對原有民族造成巨大衝擊。所謂「硬性」的暴力，包括投毒食物與牲畜、進行大規模屠殺；「軟性」的壓迫，則是強行把原住民兒童帶離家庭，推行同化政策。從歷史角度看，若今天以驅逐移民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某程度上是否與當年驅逐原住民族的邏輯相似，只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移民帶來的好處 雖然「移民」這個說法是近年才常被提起，但既然澳洲自稱多元文化社會，政府就不應低估移民一直以來的貢獻。 移民最明顯的作用，是填補本地勞動力不足，支撐關鍵產業運作。醫療系統長期依賴海外醫護人員，包括來自印度、菲律賓和英國的護士與醫生，在城市與偏遠地區提供服務，紓緩人口老化帶來的壓力。資訊科技領域亦高度依賴技術移民，軟件工程師、數據專家和網絡安全人才長期列為優先職業，反映本地供應不足。若以國籍作粗略限制，只會削弱創新與競爭力。 建築與基建方面，來自亞洲等地的技術工人補充木工、電工等人手，對緩解房屋與基建人手短缺同樣重要。高等教育方面，國際學生與研究人員既支撐大學財政，也促進科研與國際合作。整體而言，移民並非負擔，而是澳洲經濟與社會運作的重要支柱 。 移民並非「搶資源」 很多人覺得移民是在「搶走資源」，其實這更多是一種情緒反應，而非事實。 當經濟壓力加劇、就業不穩或公共服務輪候時間變長時，人們往往本能地尋找原因；移民因為「看得見」、身份不同，便容易成為替罪羊。 事實上，移民並沒有在就業市場「搶走」本地人的工作。根據澳洲統計機構與政府長期勞動市場分析，技術移民的簽證設計本身就是圍繞「技能短缺清單」運作，重點引進的是本地供應不足的專業人才。這些行業之所以列入優先清單，正是因為本地培訓速度跟不上人口老化、數位轉型與基建擴張的需求並，非直接取代本地勞工。 況且移民填補職位後，也會創造新的需求與新的產業活動，進一步創造更多本地職位。 而且，移民的勞動與納稅貢獻往往被低估。隨著本地出生率下降，沒有持續的勞動人口補充，稅基將收縮，醫療與退休金體系反而更難維持。移民從財政結構角度並不是負擔，而是維持制度運作的重要支撐。 再者，公共服務不是免費，而是由整體納稅人共同支撐。移民繳納的所得稅、消費稅與國際學生的學費都是澳州的重要財源。把移民視為單向「消耗者」，其實是忽略了他們同時也是「供應者」與「資金來源」。 最後，將住房、醫療與教育壓力歸咎於移民是過度簡化的說法 。住房價格高漲與供應不足，與土地分區制度限制高密度開發、基建審批緩慢、投資者囤地與稅制誘因密切相關。醫療系統壓力則更多來自人口老化與公共資金配置問題。學校擁擠往往與城市規劃失衡有關。這些都是長期政策與制度設計的結果，而不是單一人口變數可以解釋的現象。 反駁泰勒之言 對於泰勒支持的相關議案，以及他提出的「好壞移居」說法，我們有必要清楚表達不同意見。當一些政客口口聲聲談「價值觀」，卻模糊問題的真正核心時，受損的不只是某些群體，而是整個社會理性討論的空間。 以華人移民為例，即使真的存在問題，也不應被粗暴地歸咎於「種族」。有些政治論述常把華人社群描述成過度同情中國政府、影響澳洲外交立場，甚至成為外國勢力的潛在渠道，並以「國家安全」或「價值觀衝突」作包裝。但這些其實是政治影響與跨國資訊流通的問題，不是族群本質的問題。真正需要討論的，是是否存在外部政治滲透、是否有政治忠誠壓力——這是政治與制度層面的議題，不是血統問題。把複雜的地緣政治簡化成「某個族群難以融入」，只會模糊焦點、製造對立。 同樣地，有些政客把華人不投票或政治參與度低，解釋為「不認同民主價值」。但一個人在極權制度下成長，對國家與權威的理解方式不同，是制度與教育塑造的結果，而非基因或文化劣根性。價值觀的轉變需要時間與教育，而不是標籤化。若涉及外部政治影響，就應透過法律與透明機制處理，而非籠統指責整個社群。 更重要的是，華人社群本身也非常多元。來自中國、香港等地的移民背景差異不同。來自民主制度地區的人，本來就熟悉選舉、法治與公民責任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論。更荒謬的是，當責怪中國的議題難以操作時，政客乾脆把矛頭轉向非洲或中東移民，把他們描繪成「社會問題來源」，同樣缺乏根據。事實上， 根據澳洲統計局（ABS）的數據，不少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比例，高於全國平均；第二代非洲移民的教育完成率與就業率亦持續上升。中東背景移民則有較高創業比例，在小型企業與自僱經營方面相當活躍，對地方經濟有實質貢獻。這些數據明顯與「低教育」、「難融入」的刻板印象不符。 簡言之，現實沒有「好壞移居」一回事。當政府未能有效處理住房政策、公共資源配置或經濟轉型帶來的不安時，把焦點放在外來者身上，是一種極其方便的轉移策略。如果他們真的關心文化融合，重點應放在促進公民教育、透明政治與社區對話，而不是丟出模糊的「價值觀」三個字，任由恐懼發酵。這樣只會讓人覺得他們沒有勇氣面對真正的問題。 澳洲政府的自相矛盾 Screenshot 很多人應該會反駁：「雖然政府對非洲或中東國家確實是很不公平，但是他們應該不會對自己的回流公民有所問題吧！」但最近發生的事件證明是政府實是「講一套、做一套」。 以「ISIS 新娘」為例能看出政府在移民與國籍議題上的雙重標準。這些女性多數在青年時期前往敘利亞加入ISIS，隨後丈夫戰死或被捕帶著未成年子女希望回到澳洲。儘管這些兒童依法擁有澳洲國籍，政府卻拒絕接回，並以「與ISIS有關聯」為由限制處理。這些孩子並未參與父親的極端行動，理應受到公民權保障與國家責任的承擔。 更重要的是，澳洲《國籍法》和《憲法》原本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返國權與國籍承認，但政府卻透過行政手段與安全審查程序，實際上暫時或變相剝奪了這些公民、兒童的返國權。這不僅引發法律與政策之間的張力，也暴露出執行上的問題。 事實上，阿爾巴尼斯政府在案件處理也存在延誤、缺乏透明程序與公眾說明的問題，使得兒童和女性的權利無法即時保障，讓原本應受到法律保護的公民群體被迫承受行政決策的不確定與延宕。何況，按照一般定義，這些女性與兒童本身也屬於移民；他們因為跨國移動才被歸類為海外人士，卻又被政府以「壞移民」標籤排斥回國，矛盾本身就暴露了政策的不合理與雙重標準。 當局一方面高調強調國家安全與價值觀審查，另一方面卻在對待本國公民時採取選擇性態度，實際上模糊了公民身份與移民身份之間的界線，將政治壓力凌駕於法律原則之上。真正的問題不是情緒，而是原則是否一致：公民權是否因輿論壓力而變得可選擇？國家是否願意承擔對未成年公民的責任？若答案含糊，那所謂的價值辯論就只是政治操作而已。 各黨跌入一國黨之圈套 為了保全面子，相信自由黨和工黨都不會支持目前支持度高漲的一國黨。但事實上，他們自己連移民政策都處理不當，反而深陷自己製造的困局。 一方面，自由黨未能有效處理簽證審核積壓和技術移民系統混亂，導致人才流動嚴重受阻。醫療、資訊科技、工程等急需專才，即使符合資格，也常常要等上數年才能獲得永久居留，原本可以緩解勞工短缺的人才卻被困在繁複程序中。同時，臨時簽證持有人數持續增加，很多人長期處於不穩定身份，無法安家或規劃未來；配偶簽證和家庭團聚簽證的延宕，更讓無數家庭被迫分離，甚至錯過孩子成長的重要時刻。這些問題不只是行政效率低落，更反映政府在移民政策執行上的無力與不作為。 另一方面，工黨也缺乏長遠、以證據為基礎的移民策略。他們談論調整技能清單或簽證類別，但對臨時簽證轉永久簽證的路徑、與住房供需結構的配套、以及促進社會整合的措施，都缺乏清晰規劃。多年來澳洲住房價格高企，問題根源在土地規劃、基建滯後和稅制誘因，但兩大黨往往把焦點放在「限制移民數字」上，而忽略如何與城市發展、公共基建和可負擔住房政策結合。教育與醫療系統超負荷，也多源於資源分配不足與制度性規劃缺失，而這才是真正被忽視的問題。 泰勒的移民言論正是模仿一國黨的政治策略。以泰勒最近提出的「好壞移居」分類為例，強化公眾對移民的恐懼感。這種做法與一國黨長期以來的「移民威脅論」高度相似：通過挑選特定族群作為替罪羔羊，把社會焦慮轉化為政治資本，而不是針對政策缺失提出真正解決方案。換句話說，雖然自由黨公開聲稱不同意一國黨的極端立場，但在策略上卻借用了一國黨擅長的「恐懼、簡化、挑選替罪羔羊」手法，藉此安撫焦慮的選民群體。這種做法不過是畫餅充饑，表面看似有對策，實際上卻解決不了真正問題。 標籤下的不公 澳洲的移民政策問題絕非單純「人太多」或「文化不合」那麼簡單。歷史和現實都清楚顯示，移民長期支撐了澳洲的經濟、醫療、科技與教育，填補了關鍵崗位，也推動了創新與多元文化生活。把移民當作社會問題的替罪羔羊，只會掩蓋真正的政策缺失：住房供應不足、公共基建滯後、教育與醫療系統壓力未解、行政效率低落。 當政治人物選擇用「恐懼、簡化、族群標籤」來吸引選票，像泰勒的「好壞移居」分類那樣模仿一國黨，他們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操弄情緒。這種策略或許短期討好部分選民，卻長期撕裂社會信任，也對那些默默付出、合法居留並為澳洲社會貢獻的人極不公平。 澳洲社會要真正實現多元共融，需要的是透明、證據為基礎的政策，以及對公民、無論新移民或第二代居民的平等責任承擔。移民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政治恐懼與政策無能。若政府仍選擇將社會焦慮投射在族群上，而不正視結構性缺口，那麼「好壞移居」的政治遊戲只會重複上演，而受傷害的永遠是人民與社會本身。 Post Views: 83